图为：深圳夜景。(图片来源：图虫创意)

图为：光谷企业参访华为大学。(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墨 摄)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朝阳 李墨 通讯员 王佳畔

“你100万年薪，本来要缴45万的税，现在只要缴15万，差额深圳市政府补齐。”最近一段时间，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的这段话在网上刷屏。

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建立世界级城市群及科技创新中心，国家率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海内外人才释放“个税红利”，个人仅用缴纳15%。

2018年，深圳研发投入占GDP比重4.2%，与以色列投入相当。

一年间，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00多家，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1.44万家，95%以上为民营企业。

从产业结构看，对标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，武汉与深圳的产业结构最为相似。

2018年，武汉GDP为1.48万亿元，其中二产业占比43%，三产业接近55%。深圳二产业是41%，三产业为58.8%。相较之下，北京、上海和广州的服务业占比，均达到70%-80%。
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军伟认为，尽管深圳40%的经济依靠二产业，但经济质量非常高，主要是以华为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智造业，加上动能强劲的创新能力，令深圳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创新“永动机”。“光谷被很多外来创新创业者称为小深圳，为什么不是小上海、小广州?”光谷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赵荣凯说，因为光谷这个区域，有很多基因都很像深圳——都是靠创新驱动，都是移民新城，都是草根创业，且民营企业占大多数，每天有大量年轻的新移民、新技术涌入，没什么地域分别。

对光谷而言，深圳最值得借鉴的改革经验，是思想的解放，生态的培育，以及尊重市场。

5月29日凌晨2点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。整个候机楼内，人声鼎沸，灯火通明。凌晨3点的机场高速，依然堵车……

机构改革加速数字经济发展

互联网产业产值突破千亿元

1999年，马化腾在深圳首届高交会上，拿着改了66个版本、20多页的商业计划书，跑遍各个展馆，终于募集到第一笔风险投资——来自IDG和盈科数码的220万美元。这笔钱，为腾讯的起飞奠定了基础，也为日后深圳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崛起打下了伏笔。

20年过去，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，踏着科技浪潮的节拍不断升级。从电子视听产业、电子信息产业一马当先，到如今互联网、生物工程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万马奔腾。

当前，深圳共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互联网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生物产业、文化创意和节能环保产业。其中，互联网产业产值已突破千亿。

光谷“互联网+”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称，产业升级的大潮，这两年在光谷也已显现。过去的光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节能环保、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业五大产业支柱，插上了“集成电路和新兴显示”“数字经济”两大翅膀，而互联网是数字经济的首要支撑。“在这个意识上，光谷与深圳是同步的。”

2019年，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在全市机构改革契机下，将电子信息处、服务业处、信息化处、信息安全处等多个部门的数字经济产业促进职能，统一组建为全新的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处，力挺数字经济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、工业互联网等新经济做大做强。

互联网资深观察人士、“雷帝触网”创始人雷建平认为，证明一个地方互联网氛围有没有起来，多看当地有几个独角兽和“新物种”，有多少估值十亿、百亿美元的公司。深圳市场化程度非常高，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很小，加之沿海国际交流便利，有利于科技公司发展壮大。在互联网产业生态上，光谷最近几年也非常抢眼，独角兽从零跃升至5家。“抢占新经济，归根结底还是产业重视和思路问题。”

乐逗游戏CEO陈湘宇认为，深圳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崛起，一方面得益于深圳的创业氛围，华为、腾讯、中兴、大疆、华大基因等企业积累了大量人才，对产业生态发展影响深远;另一方面，是政府的政策对IT产业非常支持，制造、内容、支付等产业链都很完善，创业者融合成本较低。

2018年，深圳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突破1240亿元。该市规模以上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销售产值逾2万亿，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总收入超过6200亿元。

在这里，292家人工智能企业，穿梭在未来与现实之间，从设计、开发、制造、服务等各个链条环节，为我们搭建着通向未知体验的人工智能产业系统。

懒惰是企业最危险时刻

从“华为精神”看“深圳精神”

深圳龙岗，华为公司总部。

穿过热火朝天的新城和民居，密林之中的华为大学入口处，一块大石安静矗立，上面刻着8个字：小胜靠智，大胜在德。

2018年，华为营收7311亿元，利润593亿元。

自2017年以来，光谷已先后组织7批、累计216名高科技瞪羚企业高管南下深圳，到华为进行CEO特训。

从创新变革、战略执行、管理体系到市场之战，华为一系列“狼性”十足的课程，让光谷企业深受震撼。

光谷CEO们倾听的第一课，是“华为的成长之道”。在许多华为员工的案头，几乎都放着同一本书：《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》。

任正非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：“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，如果有一天，公司销售额下滑、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，我们怎么办?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，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，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。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。”

尽管美国禁令让华为的处境雪上加霜，但任正非认为，现在不是华为最危险的时候，相反全体振奋，整个战斗力蒸蒸日上，是最好状态，今年华为将至少实现20%的增长。“光谷企业还是要多走出去向华为这样优秀的企业学习。”森源蓝天总经理何顺永，5月初刚刚上完第二次华为学习班。他说，去年上一期学习结束后，回去立即着手对公司进行了优化管理，今年公司整体发展情况比去年更好，这次又主动来华为取经。

慧禹科技销售总监何洋感慨：“来的时候是瞪羚，回去的时候变成了战狼。”

作为全国创新型城市，深圳的内心也同华为一样，始终充满了忧患意识：“创新只有第一，没有第二”。

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说，80年代上大学，口号是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后来，我们觉得还是送孩子去学经济学，学金融、学设计，让他快乐，让他离钱更近一点。但在今天，我们有必要重提那句口号：“学好数理化，打遍天下都不怕”。

最近两年，深圳成立了包括10个诺贝尔奖、菲尔兹奖、图灵奖得主领衔的实验室在内13个基础研究机构。深圳希望这些基础研究机构，能吸引大批全球科学家和年轻科技人员，来深圳从事基础研究，补齐创新链短板。

今年，深圳科技研发资金预算规模123亿元，比5年前增加了84.13亿元，增长500%。其中投向基础研究的经费将达45亿元，并将每年拿出1/3财政科研资金用于基础研究。

来了就是深圳人

民营企业何以托起创新之城

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，是一家为富士康、京东方、华星光电、天马等高科技大厂，提供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企业。

身为湖北人，该公司总经理杨娅已在深圳打拼20多年，多次创业，被深圳市政府聘为重大行政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。

说到政商关系，杨娅表示：“深圳的企业只需要埋头做自己的事，政府从不打扰，如果企业没有事情需要政府办，甚至都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。”

2015年，连硕科技母公司海伦哲准备上市，需要跑十几个部门，开20多个无违规证明。负责上市的员工到深圳中小企业服务所咨询时，工作人员说，这些你们不用管，我们来跑。一周后，除了税务等三个部门手续须企业亲自办外，其余所有证明全部办好。“深圳辅导企业上市，是有专人上门服务的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打扰过我，到对口业务部门办完事就走，到今天我都不认识这个工作人员。”杨娅说，有时候政府人员到一些企业办事，遇到分管高管开会，政府人员经常在门外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，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深圳待遇。

深圳市科技创新委电子信息科技处调研员郭尚明笑称，深圳是全国人民的深圳，它是个移民城市，来了就是深圳人。但深圳是“弱势政府”，放手心态。“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去管太多市场的事，少干预，尊重市场。”

没有名牌大学，也没有与生俱来的国家级研究机构，却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，被誉为“中国硅谷”。

一直以来，深圳都以“四个90%”而著称——90%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、90%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、90%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、90%以上职务发明专利来自于企业。

深圳原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张思平认为，创新、移民、多元化，都不是深圳民营经济发达的根本原因，而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，以国有企业为保障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的创新才是。

“试问本世纪以来，深圳哪个高科技产业和企业、哪一代高科技产品，是政府用行政手段，按照产业规划和政策发展起来的?”他说，华为、中兴不是，腾讯不是，大疆更不是。凡是天天找市长，向政府要政策的企业，或者采取各种方式，甚至不择手段去争取政策资金支持的科技企业，没有几个最终成功的。

在他看来，深圳高科技崛起的根本原因，得益于几十年坚持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，是靠优胜劣汰、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，并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、民企与国企的关系。

不过，在深圳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中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关系，与全国也不太一样。

根据中央关于国有经济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国有企业布局调整的要求，深圳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退出了包括高科技在内的竞争性领域，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领域，为城市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，也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基础保障。“东湖很好啊，中国光谷在国外都很有名，深圳当年申报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时候，还去过东湖学习。”郭尚明说。

当被问到深圳创新是否担心被其他城市超越时，他说，我们不担心其他城市超过深圳，也不担心深圳企业溢出，尊重市场规律。对国家来说，超越深圳未必不是好事，企业到外地发展，带去了深圳的基因和理念，也未必是件坏事。每次到其他城市开会，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请你们善待深圳来的企业”。